西安作家访谈:陈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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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家李敬泽说,陈彦似乎从来不担心不焦虑的一件事,就是他作为小说家的说服力。陈彦的本行是戏剧,他似乎自然而然地就具备一种能力,就像舞台上的“角儿”,站到那里,一张口,便是一江春水,百鸟朝凤……取信于人的说服力首先取决于语调。好的小说家必有他自己的语调——那是在西安或小说里的西京锤炼出来的语调:是锋利入微,是光棍眼里不揉沙子,是老戏骨评说人生的戏,是雅俗不拘、跌宕自喜,你能感到这样的语调本身就是兴奋的,它沉浸于人间烟火,它自己对自己都入了迷。

  近年来,作为深浸于传统戏曲和传统文化的戏剧家,陈彦连续推出《西京故事》《装台》《主角》等长篇小说。在把小说中的小人物推向台前的同时,他也被置身于聚光灯下。《装台》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“贰零壹伍小说排行榜”长篇小说榜首,贰零壹柒年获“吴承恩长篇小说奖”。《主角》获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。此次书博会,又推出“陈彦小说三部曲”丛书。

  贰零壹玖年,陈彦离开生活三十年的西安来到北京,担任中国剧协副主席。

  访谈

  中华读书报:能谈谈您的童年吗?有人认为童年的生活滋养作家的一生,您认同吗?

  陈彦:我的童年是在陕西省镇安县的大山区里度过。那里过去叫“终南奥区”,就是终南山里神秘而又不为人知的地方。父亲是公社干部,母亲教书。整个童年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,转移了几个公社。基本上是三四年换一个地方。那时交通不便,觉得换得很远,环境老是新的。现在看来,也就是在方圆一二百公里的地方兜圈子。上学,也经常整班级地住到生产队里劳动,勤工俭学。尤其喜欢到“广阔的田野”住上几天,吃大锅饭,睡大通铺,割麦子、点洋芋,还搞泥塑,觉得摆脱了父母的管束,很自由,很好玩。还有就是看电影、看戏,一赶几十里地,觉得可满足、可幸福。记忆大致如此。

  要说生活滋养,到现在我描写山区,还都是那时的记忆。山民的形象,也总是那时熟悉的面庞。也许比同龄人多换了些环境,多认识了些人,便对生活有一种新奇感。那时别的孩子看不到报纸,但我能看到。许多字,连看带蒙的,算是多了一个认识外面世界的窗口。知道山外还有很大的地方,那里好像比我们这里事更多更热闹。童年的生活对于一个作家肯定是极有意义的,对于我的意义,就是给山村形貌打下了底色,让我每每写到山区时,都有一种信手拈来的感觉。后来我也常回去,公路变了,人的服饰和生活方式变了,总有不变的东西在那里恒久屹立着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对于文学的热爱受谁的影响?

  陈彦:准确说,是受时代的影响。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,镇安县的文学青年特别多,好像搞文学是一种时尚。那时经济建设还在摇摆期,全民经商的时代还没到来。读书成为青年的一种时尚。能写点东西,在外面发表一下,那简直是轰动全城的事。那时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县工会这些组织,会经常请些省城的作家诗人来授课,或者开改稿会。好稿子,《延河》这类杂志会专门编一期类似“镇安文学专号”。就把一城的青年都能搅动起来,朝文学的路上狂奔。我十八岁在省报文艺副刊发了一篇散文,激动得一天到街上转三圈,看人都是啥反应。文学是好东西,也是害人的东西,成了就成了,不成的,害得一辈子疯疯癫癫找不着北,最后连普通人的日子都没得过。在我的印象中,镇安文学当时很厉害,后来就逐渐分化,各弄各的事,坚持下来的人不多。我以为,干啥事都重在坚持。坚持总是有收获的。

  陈彦

  中华读书报:陕西名家很多。你们之间的交往多吗?您的创作有无受到他们的影响?

  陈彦:陕西文学名家大家的确很多。我受他们的影响是很明显的。柳青先生我无缘见面。但读他的《创业史》和系列作品,尤其是在文学圈子读他的人,读他的人格,读他对创作与生活的认识处理方法,受益匪浅。路遥也接触不多,在一起开过会,听过他的讲座,最近距离的接触,就是在一起吃过一次烤羊肉。是老乡请他,我蹭吃。我听他说创作,说朋友,说小吃,说身体状况。时间不久,我就在广播里听到他去世的消息。我感觉他的身体很壮实啊!他的作品当时炙手可热,只要发表的,我几乎全都找来读了。前几年我又重读了他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因工作关系,连《平凡的世界》电视剧本都通读过一遍,还参加过各种研讨会,滋养是巨大的。再就是陈忠实老师。我们接触颇多。那些年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当院长,常请他来看戏。他特别爱秦腔。我写的《留下真情》《迟开的玫瑰》《大树西迁》《西京故事》等舞台剧,他都看过,并且还都写了 。后来写长篇小说《西京故事》《装台》,他也都看了,《西京故事》写了 。《装台》一直说写,却病情越来越严重,还是以题字的方式加以鼓励。他像一个文学父辈一样,总是在提携、呵护着我。他去世时,因工作原因,我是治丧小组的组长,送他遗体进火化炉的那一刻,我泪眼模糊,觉得是一个真爱着自己的文学长辈走了。

  还有就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商洛作家群体对自己的影响力。贾平凹先生是文坛公认的“劳模”。我们认识很早,大概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,他老到镇安深入生活,并且写了《鸡窝洼的人家》,后改编为电影《野山》。我从镇安调到西安后,他家是我们常去的地方,那时见面会打个小牌。更多的,还是喝茶,聊天,谈文学,说各种有趣的故事。我们见他总在写,有时进去烟雾缭绕得人都看不清,作品层出不穷,这种激励作用是巨大的。他的名气够大了,真的是笔耕不辍,这让我们没有不继续写下去的理由。我写的舞台剧,但凡请,他也来看,还会提意见、题字祝贺。由于是老乡,见面特多,是亦师亦友的关系。我们在他身上学到包括隐忍、以柔克刚这些东西。文学的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。贾平凹先生对我的创作影响,更在一点一滴之间。再就是陕西文坛有一批厉害的 家,他们是托举 的高手,我每每感到这些大手的温度与力道。

  中华读书报:在陕西生活多年,您创作的多部作品也以陕西为背景,能否谈谈对这座城市的感情?

  陈彦:我贰伍岁进西安工作,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作专业编剧。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叁零年。衣食住行,全靠这个城市供养。感情的深度与浓度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。更别说在创作上给我提供的各种养分和材料了。写作的方法有千条,对于我,最根本的是对生活的熟悉与浸泡。不熟悉的生活,我一个字也编不出来。不是说必须亲身经历,而是书写对象,我们需要用各种办法去努力接近,最终骨骼与皮肤都可感时,才能下笔。我之所以要反复写西安,写陕西,甚至写秦腔,写文艺团体的那些生活,就是因为熟悉。在一个居住了叁零年的城市,写她的肌理与骨感,还是略有点把握的。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,全都集中在我的作品里了。离开这座城市前,我给这个城市写了个话剧,也算是对这座城市生活特质与精神脉相的一次概括吧。话剧先起名叫《秋色满长安》,后来改名叫《长安第二碗》,女儿陈梦梵也参与了创作,我是希望把他们年轻一代人的思维带进来。我还为此专门写了个后记《向西安致敬》。

  中华读书报:写作多年,陕西在您的笔下是不是也在发生变化?

  陈彦:变化是惊人的,有些地方一段时间不去,是要让我为之瞠目结舌的。改革开放这四十年,我们是亲身经历者。物质与精神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。尽管有诸多不如意,但总体我们在进步,是大踏步的进步,这是颠扑不破的事实。因为我们身在其中,一切历历在目。在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同构与挤压、较劲中,精神迷失问题,的确也严重存在。但人比昔日文明程度的总体提高,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。无论城市、乡村,人都在向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蜕变。因为我们太熟悉三四十年前的农村、城市。正因为还有诸多问题存在,文学干预生活的力量就不会减弱。作家在这块热土上还大有可为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目前的工作、生活情况如何?到北京之后,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

  陈彦:我调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,自己感到是一次专业的回归。我搞了几十年戏剧创作,来到这里,是给我提供了更高的学习平台。全国戏剧高手很多,在协会与他们打交道的机会多了,尤其是能看到更多中外优秀的戏剧演出,感到很满足。北京大,就是辛苦些,有时为看一台好剧,需要耗掉四五个小时,这是没有办法的事,得适应。苦并快乐着吧!

  中华读书报:镇安还有亲人吗?回头看您走过的路,您愿意怎样形容这片土地对您的影响?再回西安、镇安时,是怎样的心情?

  陈彦:镇安还有很多亲戚、同学、朋友,还都保持着联系。西安生活时间更长,亲戚、朋友、同事更多。老想回去看看,但工作又不允许。我至今只要做梦,还都是镇安、西安的事。有好多次梦中上班,还都在过去工作过的单位开会、分房、评职称。这就是难以割舍的感情。这也是对我生命不可撼动的影响力。陕西与北京生活方式,有很大的不同。陕西人大概更从容、自在、率性一些。北京相对包容、严谨、矜持一些。加之自己什么也不熟悉,就还是在工作以外,把自己埋在书堆里,倒也产生了适应性。

  中华读书报:书博会有您的三部作品插图版,谁作图?合作是有什么机缘?为什么将这三部作品集中出版?以陕西为背景的作品,占您多大比例?

  陈彦:这三部长篇小说插图版,都是在陕西师大出版社的推动下完成的。是他们 、创意的。他们做得很认真。插图人是书画家马河声。那是我多年的朋友。他也熟悉我所描写的那些人物故事,加之他书画双骄,我是喜欢中国古典书画作品中的书画同构画面。我觉得那样的插图,更雅致、馨香、有书籍的气味。马河声先弄了几幅作品出来,朋友们都觉得很满意,他就连着创作了贰零幅,比我小说写得好,增色了。

  截至目前,我所创作的作品,基本都以陕西素材为主。包括舞台剧《大树西迁》,写上海交大西迁西安的故事,也是站在陕西的土地上,书写上海这批知识分子的性情、性格、困惑与奉献的。我说过,不熟悉的东西没法写。不烂熟于心的生活,是压榨不出所需要的精神玉液的。

  中华读书报:对于未来的创作,您还有哪些规划?偏重戏剧创作还是小说创作?

  陈彦:我初到新单位,工作比较繁忙。还无法进入创作。不过阅读量倒是在加大。无论出差还是公休日,我给自己的读书都在施压。比如重读中国四大名著,突然发现了自己过去阅读这些书籍所没有认知的诸多盲点。还发现魔幻现实主义,在我们的传统小说中,也早有端倪。兴许我的判定不对,但几百年前的几位中国小说之父,的确是了不得的。他们的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情怀,以及历史的批评精神,今天仍是一种高度。更何况语言的真正中国表达。当然,对杀人如麻的快意,也让我常常不适或惊愕不已。重读,细读,精读,精彩处老想找人分享。还有好多好多的好书,总觉得坐飞机的时间短了些,怎么两小时连伍零页还都看不完。总之,还在为未来的创作做基础工作。至于戏剧与小说,我从来都认为是互补的两个方面。国外很多小说家也是戏剧家,戏剧家也是小说家。什么题材适合写什么,就写什么?眼下可能对小说会偏重一些,才写上瘾嘛。手头倒是有两个题材,还在准备材料阶段,酿酒发酵吧,兴许写出来还有点意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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